“五周杀人案”平反：败给一瓶农药后，是什么唤回了正义？

无罪。

案发22年后，周继坤、周家华、周在春、周正国、周在化等五名被告人迎来人生中的第5次裁判。

1996年8月，安徽涡阳村民周继鼎一家五口深夜被砍，其女当场死亡。周继坤等“五周”被认定为案件的凶手。安徽高院法官宣读判决结果时，“五周”之一的周在春，已因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罪责，被羁押近19年。

尘埃落定。我们终于可以清晰分辨，正义曾怎样远去，又如何回归。

“人命关天”的两面

20年前，司法曾经败给了一瓶农药。那是“五周”第一次庭审结束之后。

该案审判长巫继成至今仍记得合议庭那时对案件的评议意见：“矛盾点多，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疑罪从无，合议庭拿出一个无罪意见，提交审委会讨论。”审委会也认为，该案应判决无罪。

“无罪”在那个年代的刑事司法中，是极为特殊的结果。但在“五周杀人案”中却似乎并不出人意外。

侦查阶段，警方没有在案发现场提取血迹、指纹、足迹等痕迹物证，并未找到杀人血衣和作案工具，五人家中平时穿的衣服上，也都没有检出人血。在仅有口供、没有其他客观证据的情况下，案件被移送检察院，后被检方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。

与不少被纠正的冤错案不同，“五周”并未经历一次“走形式”的庭审。据参加庭审的辩护律师称，当天有19名证人出庭作证，多名控方证人当庭否定了以前的证言：有证人说，证言是被警察“打出来”的。而对公诉人当庭出示的“凶器”菜刀，法庭认为系在案发后许久才提取，且未对菜刀进行检验，不能认定为凶器。

转折发生在庭审第二天。当天，周继鼎走近巫继成的办公室，质问该案是否要宣告无罪。在交谈中，周继鼎突然掏出一个装有剧毒农药的小瓶子喝了下去。三天后，周继鼎在医院死亡。

“人一死，麻烦就来了”。

1999年3月，阜阳市中院下达了一审判决，以犯故意杀人罪，周继坤、周家华判处死刑，周在春判处无期徒刑，周正国和周在化各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经过两次上诉、一次发回重审后，“五周”中两人被判死缓、一人无期、两人获15年有期徒刑。

人命关天。一条人命启动了追寻正义的程序，而正义又因一条人命远去。

向压力低头时，正义凋零

在今天看来，司法并不是真败给了一瓶农药，它是败给了压力之下，无原则的维稳思维。

目前的追问，还未能还原在该案中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为何如此粗疏，检察机关又为何在明显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提起公诉。也许，正如在庭审之后各方矛盾集中爆发所呈现的，压力与维稳是问题的答案。

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压力是如何令人筋疲力尽。推开窗户，当事人家属可能正在楼下摆灵堂、举横幅；拿起电话，上级机关可能因不断接到非访闹访，要求你说明情况，即使已经启动调查程序；回到家里，家人担忧地问起你案件的进展，委婉地说明因为你的犹豫已经引来了乡亲的指指点点；翻开报纸，当地媒体已不止一次地提出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”的呼吁与质疑。

面对这样的压力，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当面对当事人饱含期待、渴望你主持正义的眼神，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当你身披法袍，头顶国徽，脑中仍然盘旋着坚守法律的誓言，你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

结果太难猜测。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，有多少裁判者最终顶住了压力，做出了面对法律，面对真相，面对逝者都足以问心无愧的抉择。

但我们也确实看到，“五周杀人案”出现了本不该有的结果，正如河南李怀亮案中出现了一份本不该存在的“死刑保证书”。这种低头，不是孤例。

当裁判者屈服于压力，失去了司法定力，最该保卫正义的人就亲手执行了对正义的死刑。

改革唤醒正义

但穿透阻力与时间，正义终将回归。而将所有问题推给一颗颗在挣扎中沉默的司法良知，并不是足以唤回正义的真正答案。

我们是不是拉直了让司法人员对案件真正负责的准绳，我们是不是撑起了让裁判者可以遵循自身判断行事的穹顶，我们是不是坚定了排除一切阻碍，只向真相和法律低头的决心？如果答案为否，那么一切回答就都是回避。

改革让“五周杀人案”不再重演。这是我们面向历史扣问的回答，也是我们走好前路的信心。

改革的第一声回答，是谁办案谁负责的司法责任制。从2014年上海等7省市现行试点，到2017年全面推开，从此宣判并不是案件的结束，而是办案人员“质量担保期”起算的开始。裁判者办案，先要过了对自己负责的法律关，这就是通过司法责任制改革对案件进行“质量管理”的意义。

改革的第二声回答，是对裁判者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制度保障。早在2013年，最高法就曾出台意见，明确不能因舆论上访维稳等压力违法裁判，造成冤假错案。此后，在中央的领导部署下，司法人员履职保障、涉诉信访改革等一系列制度红利相继落地。裁判者面对压力说不，也真正有了底气。

改革的第三声回答，是让司法真正以审判为中心。2016年以来，从中央到两高、各部委文件，聚焦以审判为中心，贯彻疑罪从无、排除非法证据一直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高频词。今年的两高报告透露，过去五年共再审改判刑事案件6747件，其中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、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件39件78人，对2943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193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。一切证据在审判中经受检验，裁判才能在靠得住的事实上架起基础。

每一起冤假错案的纠正，固然体现了司法机关维护公平正义、切实保护人权的担当，但更重要的，是它给予我们在改革之路上大步向前的决心。

历史留给我们的，我们不能交还给历史。错案何以发生，错案何以纠正，错案何以避免。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让我们恍然，唯有深化改革，坚持改革，不断改革，才能为司法在奋斗中前行提供坚韧的制度定力和无畏的职业勇气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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